整理／趙懷玉

 

萬佩萱，台中人。銘傳大學企管學士、北京大學教育碩士，現任【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】講師。

 

佩萱在台灣：【台灣主婦聯盟環境保育基金會】董事、【台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】委員、【台北市家長協會】創始人、【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委員會】委員。

佩萱在大陸：北京【美中環境基金會】戲劇特聘教師、於北京、上海、山西、廣西、昆明主持【被壓迫者劇場】工作坊、參加Augusto Boal【被壓迫者劇場】工作坊培訓。

 

 

可以談談你的經歷嗎？為何會以劇場工作為職業？

 

為甚麼以劇場為〞志業〞（不是職業喔～）？必須從我離開職場後的生活說起。

 

我的家庭主婦生活

我在1988年辭去工作回歸家庭。當時覺得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！那時我對家庭主婦的刻板印象是：生活沒目標、又邋遢。我暗自發誓一定不變成那樣的家庭主婦。辭職後我先去上了書法課，每天寫書法、有時間就寫，早九晚十的寫！每個禮拜上課時交出一疊厚厚的作業，是我最大的成就。那時候並不知道，它其實反應自己失去生活重心後的恐懼。

 

加入【主婦聯盟教育委員會】

後來為了和社會有所聯繫，而加入【主婦聯盟教育委員會】。參加【主婦聯盟教育委員會】（以下簡稱【主婦聯盟】）的前幾個月，我冷眼旁觀他们談校園安全與廁所，心裡十分懷疑這些議題與教育能有什麼樣的連結？但是對【主婦聯盟】的開放性卻印象深刻。任何事務都可以在委員會上公開討論，並不因我新來乍到而有所不同。我是一直到教委會討論【家長會】在學校的角色定位時，才開始感覺有趣，是我可以採取行動的議題。便在孩子學校積極爭取擔任班級家長代表，並在家長代表大會上表達意見，也因此在接下來幾年，陸續擔任孩子不同學校的家長會長和副會長工作。我在許多事務投入的正面經驗，如︰順利地被家長接納，並攜手完成大家想做的事；推動【台北市中小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】修正案並於1994年通過；與教師團體合作推動【教師法】；還有其他無數個影響教育政策的行動；都一一讓我對人民在公共事務發聲的力量建立更大信心。後來還因此成立了【台北市家長協會】──台灣第一個家長組織。

 

在大陸~參加【環境教育戲劇教師培訓工作坊】

我在1998年隨先生工作的派任搬到大陸。為延續台灣對教育的關注，也為安頓自己的身心，我努力考上【北京大學】高等教育學院的教育碩士。在2003年上半年之前，我專心準備碩士論文，但在完成論文畢業後，我再度因為失去生活重心而心慌，便發起上海地區的讀書會，但我的動能還無法充分用上。就在這時候，北京【自然之友】－一個北京的環保團體，來信告知【美中環境基金會】有一個培訓課程：【環境教育戲劇教師培訓工作坊】。我在台灣參加的【主婦聯盟】是一個環保團體，又因為加入教育委員會推動父母教育權，環保與教育這兩個議題正好都是我關心的，但十分好奇這兩個議題如何與戲劇產生關係，因此在2003年11月，丟開老公與孩子，一個人飛到北京參與為期一個星期的培訓課程。參與的學員共有32人，只有我與一位重慶大學退休男老師從外地來，其他都是北京的老師或是NGO工作者。

 

過程中的發現

在工作坊中，我非常欣賞帶領課程的美國籍導演－Jose Garcia Davis，也很喜歡這種上課的方式！尤其，我的論文與台灣的民主化有關；我認為家長參與教育，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一個指標，校園中父母與學校、教師的角色不同，家長進入校園參與孩子的教育過程中，是一種不同角色的對話。讓我發現工作坊的歷程就是學習民主、就是練習對話、就是意識相互尊重的重要啊！比如我们一組7 個人要編一齣戲，其中一人是長期參與環保工作的，他堅持大家用他的故事，但他的故事有些長而複雜，大家覺得要在5分鐘內呈現這個故事有些困難，在他堅持的過程中，有人選擇退出──不參與討論，並悄悄地跟我說：「我去別組。」

 

討論過程中，有人選擇妥協，有人選擇離開；我自己對這個發展非常重視，如何在溝通過程中選擇不撤離，和大家對談，嘗試妥協或凝聚共識，這不就是民主的態度。我將我的發現告訴導演：「這就是民主耶！這是相互尊重，這是平等啊！」，Jose說：「是！」。我發現這劇場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民主的工具，雖然在整個工作坊中，Jose只提及在劇場中解放身體，因為身體解放後才能解放頭腦、才有創意，而沒有更多理論。

 

從他人看自己

Jose在課程中從不批評我們，給的都是讚美。我自己很少讚美別人，除非刻意記得，否則我不能像他那麼自然地去讚美學員，我很佩服他。期間，他邀請我到北京中小學觀察他帶領學生戲劇工作坊。他與學校老師的帶領方式有很大的不同，這帶給我相當的震撼與內心的衝突，由於語言的關係，我聽懂老師訓斥學生的話語，於是我忍不住去評斷老師與翻譯者的教學方式；一方面卻又覺得我應該學Jose，要有正面看待事務的胸襟與態度；但對我而言真的十分困難而有衝突。

 

下一步？？

在進階工作坊時，我的問號都湧現了上來；到底這個工作坊的目的是什麼？ 因為參加工作坊的人大都關切環保議題，提出的議題大家都清楚。我的疑惑是：「那接下來呢？我們演給自己人看，有什麼作用嗎？」這又回到我在台灣做社會運動的個性：好的東西要能走出這個空間，讓更多人接觸，看看能有什麼樣的觸動與發展。但結果是，進階工作坊結束後就結束了。【美中環境基金會】發給我特聘教師的聘書，我期待能有帶領工作坊的機會，但並沒有發生。雖然導演在北京到學校帶領學生戲劇活動，會找我當助教、當翻譯，過程中有許多樂趣，但因為社會性不足，對我而言是不夠的。

 

不過，Jose連續兩年邀請我和他到四川臥龍帶為期一個月的工作坊，有時我幫忙翻譯，有時我負責帶領者，對象有學校老師，有高中、國小學生，過程是很美妙的，也做了更多的學習和實踐！

 

懷著困惑，2003年我回台灣詢問有沒有人做被壓迫者劇場，當時沒找到，只好上網找資料、找書，想辦法尋求答案，解決心中對這劇場的無數疑問。

 

公開演出新體驗

除了美中的活動，我另外參加北京【自然之友】的【綠色希望行動】，到偏遠的學校進行環保教育教學。2005年我與三個伙伴到廣西希望學校。我想也許可以嘗試戲劇工作坊的方式，伙伴也覺得可行，於是我帶著該校14個自願參加的中學生進行兩天的工作坊。

 

工作坊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半，計劃創作兩齣環保主題的戲，並在全校公開演出，這對我而言是一個難得的實踐機會。因為第三天就要演出，孩子主動跟我說希望第二天可以從早上7點開始，上到晚上9點，知道他們喜歡這工作坊，讓我有一種被擁抱的感激。

 

我們對著全校300多個學生演出。每個學生搬著張小椅子在教室走廊前沿著小水溝旁排排坐下，進行了論壇劇場。他們共編了兩齣戲，一齣是【火燒山】，一齣是【哭泣的小河】，都是他們自己取的劇名，演出的內容是他們當地的一些環境狀況討論出的劇情。

 

演出結束後，一位同行伙伴──某北京NGO的負責人，邀請我到北京帶西部貧困大學生的冬令營；就這樣我慢慢的累積了一些戲劇教學上的經驗。這期間我都是被動的受邀，但我內心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握有主動權。

 

由被動到主動

2005年底淑雅邀請我在【區區一齣戲】書中寫篇有關大陸的社區劇場報導，它讓我有機會接觸上海的NGO，一方面訪問他們，一方面詢問是否有興趣體驗被壓迫者劇場。他們接受了，並將招生訊息放在網路上，有昆明與廣州的NGO夥伴看到訊息，表達了積極邀請的興趣，我選擇了資源相對匱乏的昆明。2006年7月在昆明和一群NGO的夥伴進行了被壓迫者劇場工作坊；從這次後，我開始進行獨立自主發展的劇場工作坊，與不同社群合作的經驗。

 

可惜我在2005年中才開始與大陸草根NGO有較頻繁的互動，卻在2006年9月搬回台灣。但懷著由被動轉為主動的態度回到台灣，我主動連絡學校提出義務帶學生戲劇社團的意願，也與【主婦聯盟】談被壓迫者劇場工作坊；重新出發。

 

摘自：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catt-20060501/article?mid=416&prev=417&next=408&page=1